中国外交官回忆：钱其琛的防弹车被美方锁住了....

通过这次事件，我也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防弹车真是可以防弹的。第二，能指挥副总理行动的“联络官”，至少应该是“总理”级的。



人们将纽约比作一个“大码头”是有缘故的。

每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会议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各路人马不远万水千山，或路过曼哈顿，或汇聚联合国。为了接待好这些团组，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常都临时从本团调派一名“联络官”。

我就有幸过过一次“官瘾”，而故事的主角是钱其琛同志。



“联络官”官不大任务很重

1995年4月17日至5月12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我国派出了政府代表团，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担任这个代表团的团长。

4月初，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专门开会研究接待计划。会上，李肇星大使亲自“点将”，任命我为这个代表团的“联络官”。当天晚上，我高兴得一宿没合眼。

联络官有多大？我戴上了这顶“乌纱帽”后，才发现这其实只是“七品芝麻官”。官虽然不大，任务却很重。

首先，需要牢记“地形”。联合国大楼坐落在纽约曼哈顿中城，由5座相连的主要建筑物组成。大会大楼内有大会堂、一个大会议室和四个中型会议室。会议大楼与东河平行的矮长建筑物，内有各个理事会会议厅、会议室、休息室和餐厅。秘书处大搂共有39层，供工作人员办公用。此外还有图书馆大楼和增建的南楼。从大会大楼的入口处可以到达所有会议室、各个理事会的会议厅和大会堂。

记住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记住一些地形“细节”。如联合国大楼各部电梯抵达不同层次，有只到第4层的，也有只到第15层或第37层的，还有可以直通第38层的。由于“凡人”都有“三急\"，因此，最重要的是牢记哪儿有厕所。

其次，需要备足“银两”。联合国大楼内有餐厅、自助食堂和多个咖啡厅。这些地方既是代表团成员小憩的“战略要地”，也是解决“温饱问题”的场所。在这些地方，服务员大多只收现款，一手交钱，一手送“货”。当然，有个别地方可以接受信用卡。

遇到人多肚饥的时候，负责全体人员膳食的联络官，如果所带的“银两”不够，“买单”不了，就会出全体国人的“洋相”。这时，联络官必须有“忧患意识”和“服务意识”，身上“大票小票钢榍儿”必须备足。届时千万不能发生“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事件。

第三，需要形影不离。对于远道而来的代表团成员，联络官犹如“地头蛇”，需要“召之即来，来之能干，干之能成。”每逢代表团团长和成员出行，都需要“保驾护航”，不是前面开路，就是后头收尾。总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资料图。
“联系”领导办点“私事”

联络官的活儿虽然累点，但有一个“好处”，可以“密切联系”领导。借工作的便利，办点“私事”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跟随钱副总理夫妇数日，与他们也“混熟”了。

4月16日这天，钱副总理夫妇饭后正在李大使的官邸草坪上散步。这时，我主动走上去，邀请他俩与我合照一张照片。他们欣然同意。在旁边的李肇星大使便用我的相机利索地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我在大使官邸的会客室内又“得寸进尺”。我拿出事先就准备好的一本《联合国宪章》、一本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邮票集和一支墨水笔，走到钱副总理身旁，请他在上面签名。

我先将《联合国宪章 》和墨水笔递过去，有礼貌说道：“钱副总理，我想请您在上面签个名”。

钱副总埋接过来后，问道：“这是什么册子？”

我回答说：“是《联合国宪章》。”

钱副总理顺手翻了翻《宪章》。当他看到这确是一本《宪章》才拔出笔，在上面签了名。

我又说：“这是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邮票集，我也想请您在上面签名。”

钱副总理看到精美的封面后，问道：“这是哪个地方出的？”

我连忙回答：“是联合国出的。”

钱副总理在邮票集的封面上签了名，然后将笔套插回去，将三件东西一并还给我。我连声道谢。



资料图。
“就是对领异人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我在服务钱副总理期间，还遇到了一段“千古奇谈”。

钱副总理在纽约期间，美方按惯例提供了一辆林肯牌高级加长防弹轿车和一支10人的保安小分队。队长罗伯特先生个头不高，有点“啤酒肚”，平时表情冷漠，不爱言语。

这支保安小分队尽职尽责。4月23日，钱副总理结束在纽约的活动，将于当天深夜12时55分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返京。

根据日程安排，钱副总理一行于11时45分开始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分别与大家话别，12时乘车离开赴机场。此时，防弹轿车就停在代表团大楼前，罗伯特和其手下亦整装待发。美方司机和几名保镖趁这个机会，匆匆忙忙去“方便方便”。他们离开时特意将车门打开，让车旁站着的其他保镖照看一下。

真是无巧不成书，一阵大风过来，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在场的人当时都惊呆了：车门自动关死，而钥匙却锁在车内。罗伯特及其他保镖连忙从代表团内找来铁衣架，试图从关闭的车窗伸进去扣开车门。车窗太结实了，无从下手。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消失。

11时55分，钱副总理一行人在李大使的陪同下，开始在大楼的大厅内与代表团其他职员和工勤人员逐一握手告别。这时，我先行一步，出来看看车辆安排是否妥当。

只见罗伯特汗流满面地走上前来，急速地向我解释眼前情况。我心里一震，当头一句就问他：“能否用枪打开？”他无奈地说：“这辆防弹车是真的防弹！”他还一边解释说：“我已经通知总部另调一辆轿车。”

这还能来得及吗？

11时58分，钱副总理的秘书吕新华第一个走出门口。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简要地向他汇报了一下情况，并建议临时调整乘车安排，由钱副总理与李大使一起改坐李大使的专车，钱副总理夫人和李大使夫人秦小梅，以及代表团其他要员依次推后，其他随行人员改为三至四人一辆车。吕新华表示同意。

这时，我一扭头，发现钱副总理、李大使和其他随行要员正走出大门，说说笑笑地朝车队走过来，我急忙上前对钱副总理和李大使三言两语地作了解释，然后拉大嗓门对着全体人员喊道：“防弹轿车门锁住了，打不开！我来重新安排一下乘车秩序。现在大家都听我的！”

我迅速将钱副总理和李大使引进李大使的专车，随后又将钱副总理夫人和李大使夫人，以及其他要员依次引进后排的车辆。美方保镖也分头坐上各辆车。一切安排妥善后，我一头钻进了开道的警车，对司机说了―声：“出发！”

12时03分，一长排车队在开道警车的鸣叫下，浩浩荡荡地驶向曼哈顿岛外的肯尼迪国际机场。12时55分，国航班机顺利起飞。

几天以后，李大使在全团召开了一个总结会。会上，他特意提到这起事件，对联络官当时的“急中生智”说了一些肯定的话，最后“批评”了―句：“就是对领异人说话声音大了一点。”

在随后几年的工作日子里，我再也没有发现罗伯特的身影。我想，他大概需要对此这事做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通过这次事件，我也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防弹车真是可以防弹的。第二，能指挥副总理行动的“联络官”，至少应该是“总理”级的。

（作者系前外交部干部，现在联合国任职，图片来源：新华社本文编辑：洪俊杰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