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原副部长：关进秦城监狱，不完全看级别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司法部原副部长张苏军接受了“政事儿”独家专访。

曾在司法部主管监狱工作的张苏军，畅谈了监狱对贪官的管理、今年999名罪犯春节离监探亲、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等话题。

谈到监狱对入狱贪官的管理时，张苏军直言，对入狱官员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宽松度，主要是防止他们自杀。但在法律执行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方面，对他们的管理是严于普通犯人的。



关秦城监狱，不完全看级别

“政事儿”：十八大后，许多官员在反腐浪潮下落马。网上有一种说法，现在贪官太多监狱不够用了，你怎么评价这样的说法？

张苏军：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十八大以来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职务犯罪大幅度上升，但是职务犯罪在整个犯罪中间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我们每年入狱的犯人有30多万，80%是盗抢骗诈这一类侵财类犯罪。职务犯罪占的比重还是很小。

而且，职务犯罪有各种处理方式，比如说开除党籍，降级降职，开除公职等。即使是判刑的，也有判三缓四等等。真正判刑送到监狱里的，占职务违法犯罪的比例也是不高的，总量占每年服刑犯人入狱的比例很小。所以不存在监狱关不下的问题。

“政事儿”：现在一提到高级别的官员入狱，大家就会想是不是关到了秦城监狱。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张苏军：不一定都关秦城。秦城的话，不完全是看级别。据我所知，当时留秦城（监狱）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安全问题。1983年，体制改革的时候，把监狱从公安划到司法行政，就留了这一所监狱――秦城监狱。当时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罪犯。

现在这些罪犯也是重大的国家安全犯罪。当然秦城后来几次扩建，也是增加了（关押的）贪官。贪官到一定级别之后涉及国家秘密，掌握国家的内部情况。所以我认为他们一定级别的人关到秦城，不是因为他的级别，而是因为他知道的那些事儿，必须要关到秦城，不能跟其他犯人混在一起。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不是说要给他们什么待遇。

秦城里面不仅仅关有某个级别以上的，级别很低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也关在里面。比如说有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把国家的军工信息泄露了，也关在里面。有的是办公室主任，有的是核心的军工部门的，一些科级干部甚至是档案员都关在里面。

当然大部分是一定级别以上的，但是我认为把他们关在里面，不跟其他犯人串在一起关押，不是因为他的级别需要给他享受什么待遇，而是因为他涉及到国家机密，不能跟其他人关在一起。

“政事儿”：贪官在监狱里受到的管理是怎么样的？会受到优待还是严管？

张苏军：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年老体弱，在管理上比较宽松，他跑的可能性是没有的。电网是有的，不是摆设。所以在管理上有一定的宽松度，但是也是很严格的。对他们的管理，主要是防止自杀。他们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判了刑之后思想一落千丈，他们的落差比江洋大盗大得多。贪官的生活待遇社会地位下降得很厉害，从座上宾到阶下囚，他们的问题不是逃跑，不是打架斗殴，而是怕他们自杀，所以盯得很紧，这个管理的特点不一样。

但是在法律执行上，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这些方面，是严于普通犯人的。所以说总体上是宽严相济的。

做好罪犯离监探亲工作最重要的是前期甄别

“政事儿”：今年全国27个省(区、市)311所监狱批准999名罪犯春节离监探亲，你如何评价这个措施？

张苏军：我是点赞的。这个措施有利于这部分罪犯改造，同时也有利于他们和家人团聚，稳定家里人的情绪，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据我所知，这999名罪犯中，很大一部分家里都有老人病人残疾人。他们这些人长期没有条件（家属探监），所以让他们回家探亲实际上是方便了他们亲属中特殊的群体。

比如说家属去探监，一次只能去两三个，还要花路费。所以让他们回去。而且在春节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节日，起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也有很好的法律效果。对这些罪犯来说，他们感激政府积极改造，对其他的罪犯来说他就是一个榜样。只要改造表现好，以后也会享受这样的待遇。

“政事儿”：这些罪犯是如何挑选的？

张苏军：肯定是表现很好的，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这个是严格的挑选，我们有将近150多万名罪犯，中间挑900多人，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政事儿”：据媒体报道，北京监狱停了6年罪犯春节离监探亲，其他一些地区也停过。之前为什么会停止这项举措？

张苏军：停主要是因为怕安全上出问题。应该说某种程度上说有这种担心，怕少数罪犯出去以后再出一些事儿，如果不回来又造成一些事儿。实际上，张军（司法部）部长来了以后，经过仔细的甄别，把所有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了，实践证明也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张军部长敢于担当。

“政事儿”：张军在部长通道上说，999名罪犯都回监了。如何保证离监探亲的罪犯回监？

张苏军：最重要的就是前期的甄别，在甄别环节做好。另外，也要对罪犯本人和他的家人的思想工作都做好。这样一来就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提高假释比例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

“政事儿”：张军部长提到，以后要大幅提升可假释罪犯的比例，你怎么评价这个做法？

张苏军：司法部提出这个观点实际上是由来已久。我在司法部分管监狱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在很多场合呼吁过提高假释比例。现在条件更加成熟了。罪犯假释了以后就纳入到社区矫正去了。我们的社区矫正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机构健全、人员充实、专业人员配备合理，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这个条件很具备了。这样一来通过提高假释比例，我们的社区矫正系统，完全有能力接收更多的假释人员，接收和管理改造假释人员，这样就能减轻监狱的压力。

直接来说，就是降低我们的行刑成本。在监狱里面，国家财政要进行大量投入。每一个监区的床位投资要若干万，发达地区要数十万，边远地区也要三五万。另外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免费提供食宿这些日常费用，一个罪犯一年也要好几万。所以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支出就减少了。

“政事儿”：除了降低行刑成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考量？

张苏军：一个是降低行刑成本，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罪犯回归社会。我们国家是教育改造罪犯的方针，不是单纯的惩罚罪犯，而是要把他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合格公民。

我们的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惩罚。惩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惩罚和教育相结合，把他改造成为合格的公民。假释有利于他回归社会，因为通过假释，他可以提前有条件地回到社会。我们统计，罪犯刑满以后重新犯罪，最高的发生率是在刑满以后的一年以来。为什么是在一年之内？很多罪犯关了几年后，对社会完全陌生，不适应社会。这样一来往往就铤而走险，为了生存又重新犯罪。

怎么让他们重新适应社会？假释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让他先回来。假释不是没人管了，而是有人管的。有人管他同时也有人帮他。社区矫正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他管理他，同时帮扶他。比如说，我们设有中途站。对于假释人员，如果无固定住所无直系亲属无工作单位的三无人员，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并且帮他寻找工作，帮他们度过出狱后最困难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更大的意义在于帮他们回归社会。这个社会成本的降低比行刑成本的较低，意义更大。

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对立的情况是极个别的

“政事儿”：司法部门与律师之间有时会有一些对立情绪，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张苏军：司法机关与律师之间是服务和管理的关系。有对立的话是极个别的。在全国30万律师中，是以百为单位，上不了千的。

我们主要是管理律师，另外给他们提供服务。近年来我们在律师执业保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跟有关部门一块出台政策，在律师的取证方面，解决律师取证难、探访难的问题，解决律师事务所很多的优惠待遇，包括降低律师的税收。

律师是一个职业，所有的律师不管多大年纪，都要不断学习。新的法律不断在出台，他都要学。而律师的学习费用是很高的，我们对律师参加境内外培训班，参加专业培训听讲座，这些只要你有发票，都能在个人所得税里面抵扣。这就是鼓励他去学习，知识更新，因为他是个知识产业。

另外，社会上有一些对律师的暴力行为，我们在律协有维权委员会，维护他们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