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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

圆明园原是康熙皇帝（1662--1723在位）赐给皇四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处花园，据考始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当时规模较小。到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园主首题\"园景十二咏\"时，主要景观除在后湖四岸外，北至耕织轩，东达福海西岸深柳读书堂。后经雍正朝（1723年--1735年）大规模拓建及乾隆初年增建，至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帝分景题诗成\"圆明园四十景\"。此后二三十年间，园内又相继有过多处增建和改建。共有园林风景群近50处、挂匾的殿堂亭阁约600座。其中不少景观仿自我国各地尤其是江南的名园胜景，诸如杭州西湖十景、海宁安澜园、无锡寄畅园等等。

圆明园是清帝\"以恒莅政\"之处，园林建筑兼备理政、园居双重功能。大宫门外分列部院旗营值房，门内即是举行朝会的正衙、日常理政的殿堂，再内方为帝后寝宫区，以及祖祠、佛楼和众多的游憩景观。

本园占地210公顷，水域约4/10。东部为园内最大水面福海，外围环列10个小岛，构成一处大型园林景区，共有10座园中园和建筑风景群。福海略呈方形，东西皆宽五六百米，水面开阔。盛时每逢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和七月十五中元节，先后在此举行龙舟竞渡和放河灯等民俗活动。

圆明园1860年罹劫又经百年风雨，福海已成为稻田和苇塘。开发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首期工程就是整修福海景区。挖湖补山，修桥铺路，清整遗址，绿化环境，历时7个月，于1985年6月29日蓄水放船，向游人开放。

长春园

长春园在圆明园东侧，始建于1745年（乾隆十年）前后。此地原是康熙大学士明珠自怡园故址，有较好的园林基础，两年后该园中西路诸景基本成型，1751年（乾隆十六年）正式设置管园总领。稍后又在西部增建茜园，北部建成西洋楼景区，并于1766年-1772年（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间，集中增建了东路诸景。占地70余公顷，有园中园和建筑景群约20处，包括仿苏州的狮子林、江宁（南京）的如园和杭州的西湖的小有天园等园林胜景。

长春园昔日的园林景观，仅在乾隆年间由宫廷画师绘有一幅大型全景图，1860年英法联军焚园后下落不明。

1992年12月起，全面整修长春园山形水系，至1994年5月竣工放水。

藏传佛教与圆明园正觉寺

吴凤春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它是佛教由中印度直接北传尼泊尔，越喜马拉雅山传入西藏后，与西藏本土的“本教”并存，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一个教派。“喇嘛”意为上师，是人们对藏传佛教僧侣的尊称。

    一、藏传佛教的由来

    在古西藏，人们信仰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 本教。本教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的西藏人民正处在生产力相当低下的状态，他们没有能力改造自然，只能屈服于大自然的压力之下，于是他们开始崇拜天、地、日、月等一切自然物，由此产生了对神的信仰。

    公元六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过一个奴隶制国家 —— 吐番，国王被称为赞普。七世纪初，赞普松赞干布建都于拉萨，他数次遣使向唐求婚。贞观五年底（ 641年），唐太宗送文成公主入吐番和亲。唐高宗时，又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从此确立了吐番对唐朝的臣属关系。在文成公主入吐番和亲之前，松赞干布还娶了尼泊尔公主赤尊为后。两位公主先后入嫁吐番，不仅把自己国家的书籍、手工艺品、药品等经济、文化成果大量地传入吐番，而且还随身带去了诸多佛像，如释迦牟尼像、弥勒菩萨像等。松赞干布为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专门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以供佛像用。之后，他还在拉萨周围建了12座小庙，标志着佛教在西藏落户。

    在赤尊和文成公主入嫁吐番的同时，佛教也被带进吐番。但是，初进吐番的佛教在松赞干布时代并无太大的发展。

    二、藏传佛教的发展

    公元八世纪中叶，在赤松德赞（ 755年 —— 799年）时期，传入西藏的佛教才有了西藏佛教的雏形。这一时期，一是修建了不少寺院，二是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三是优待僧侣，而且佛教徒中开始有了藏族僧人。815年 —— 838年，是赞普赤然巴巾统治时期，此时的西藏佛教发展到了顶点。但由于赤然巴巾的武断，他信奉佛教的程度过于偏激而激怒了本教徒和一些权势贵族，最终连性命都葬送在推崇佛教事业上。本教教徒杀了赤然巴巾后，和一些权势贵族串通一气，他们拥护赤然巴巾的兄弟达玛继赞普位，而达玛实际上是一个“傀儡”赞普。达玛一上台，反对赤然巴巾的那帮人立刻迫不及待地大肆灭佛，导致佛教在西藏中断了100多年。中断前的这段时间，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中，被称为“前弘期”。978年以后，佛教又开始在西藏复兴，直到现在从未中断，这便是藏传佛教的“后弘期”了。

    十世纪末，随着吐番王朝的瓦解，西藏封建社会的封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达玛灭佛时被赶跑的佛教徒又被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迎请回来。在以后的四个世纪中，在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影响下，西藏佛教产生了诸多教派，如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以及其它小派系二十余种。复杂的教派信仰，严重地影响了西藏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十五世纪初，鉴于当时当地佛教戒行废驰，僧侣生活放荡，以宗喀巴为首的新兴的教派 —— 格鲁派（黄教）在众多的派系中脱颖而出。宗喀巴在长期的修炼和教派的改革中，以噶当派教义为立说之本，结合自己的见解，建立体系，从倡导戒律入手，进行改革。明永乐七年（ 1409年），在帕竹地方政府的资助下，在拉萨大昭寺创办大祈愿法令，同年在拉萨东建立甘丹寺，标志格鲁派的体系已经形成。在格鲁派的发展过程中，宗喀巴的人品和他的讲经才华博得佛教徒们一致好评，由此，他的声望越来越高，黄教的势力越来越大，寺庙和僧众越来越多，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权的教派，并在蒙藏及许多地区广泛流行，成为藏传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到了清代，在朝廷的支持下，该派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逐渐形成了达赖和班禅两大活佛世系，一直沿用至今。

    三、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

    历史证明，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历代统治者在王权与神权的使用上，往往是相互的。两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依存。统治者利用王权推行神权，利用神权维护王权。他们编撰书稿，导民风俗，宣谕教化。总之，凡是统治者推崇的宗教，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蒙古人原本信奉萨满教。萨满教同西藏的本教一样，也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当藏传佛教传播到内蒙、中原等地后，同样让帝王们走火入魔。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对外的征战中，接触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最终以佛治心成了他的治世之道。忽必烈时代，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受到青睐。忽必烈即位称帝后，极力推崇该教派。他尊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国师，创建宣政院，作为元朝中央佛教管理机构一直沿用到元朝末年。自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起，以后的元代各皇帝都要先经过帝师受戒，然后才可登基，这种仪式也一直沿用到元代结束。

    藏传佛教在元代由于受到忽必烈的推崇，以后，逐渐地在汉地流传开来。据史料记载，元末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十分火热。

    元代统治者积极扶持和推崇藏传佛教，为的是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统治。到了明清时代也不例外。远的不说，清代的康乾盛世，就是藏传佛教在汉地盛行的时代。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正值康熙帝六十大寿，各部蒙古王公贵族前来朝贺，捐赠白银20万两，并一致上书，要修建寺庙为康熙帝祝寿，这也正合康熙之意。于是避暑山庄周围的溥仁寺、溥善寺不久就告建成。

    乾隆朝，乾隆皇帝在平定西北之后，为了尊重蒙古人民的信仰，仿效其祖父建庙的做法，在避暑山庄周围又补建了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庙、殊像寺、须弥福寿寺、广缘寺。其中的普陀宗乘庙，是乾隆命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而建的，故称“小布达拉宫”。乾隆六十大寿时，蒙、藏地区和全国各地方官员以及大喇嘛和活佛们敬献了无数无量寿佛铜像，为供奉这些佛像，乾隆还特意建了“千佛阁”。

    始建于康熙，完成于乾隆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清政府为绥抚蒙古和团结西藏上层宗教领袖的政治需要而建的。通过这里的建筑形式和活动内容的统一，形成了汉地最大的佛国世界。而统治这个佛国世界的佛陀，就是康熙和乾隆了。

    除了外八庙，清代建造的雍和宫也是一座藏传佛教皇家寺院。雍和宫，原是胤禛（即雍正皇帝）的府邸，胤禛即位后，将其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又改为家庙。以后，西藏的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和六世、十世班禅大师都曾来雍和宫讲经传戒，七世达赖还向雍和宫献奉佛像和礼物。自雍和宫改为家庙后，除拈香布施者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入。

    除雍和宫之外，京城西北郊圆明园绮春园的正觉寺，也是一座由喇嘛住持的皇家佛寺。

    四、藏传佛寺 —— 正觉寺

    正觉寺，亦称三圣庙。座落在圆明园绮春园正宫门之西，有独立的院落。它是圆明三园中唯一一处喇嘛住持的寺庙。但从寺内的佛像陈设上看，既有藏传佛像，又有汉传佛像。

    正觉寺建于乾隆三十八年（ 1774年），于同年十月，内务府奏请新建正觉寺安设喇嘛住持焚修，由香山宝谛寺拨派达喇嘛1名，小喇嘛40名，并从中委署副达喇嘛2名住持焚修念经。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三十日，以喇嘛10人在正觉寺念经。正觉寺喇嘛并于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三十日，前往长春园含经堂梵香楼念经五次。

    正觉寺，坐北朝南，前后殿宇五进，整座寺庙以排列在南北轴线上的殿宇为主体。自山门而入，两侧有钟、鼓楼，中路主要建筑依次为天王殿、三圣殿、文殊亭和最上楼。东侧有独立的僧房小院，僧房 8座计22间。最上楼北小院有一门，此门可以直接出入绮春园。

    正觉寺山门三间，门外檐石刻“正觉寺”匾，为乾隆皇帝御书，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合璧。据金勋先生的《成府村志》稿中记载：山门为三间简瓦歇山顶，门之西侧砌八字明壁两面（西墙现存）。壁心镶嵌卷莲缠枝团花，为上乘之精品。左右角门各一。山门殿内塑哼哈二将，两目圆睁，为佛寺镇山门之神像，形象威武凶恶。

    山门，佛教寺院的外门。一般有三座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故也称三门。山门里供奉的哼哈二将，一般称“金刚力士”，即执金刚杵（杵为古印度兵器）。守护佛法的二天神，常安置于寺院山门，左称密执金刚，右称那罗延金刚，俗称“哼哈二将”。塑像多裸露全身，缠衣裳于腰部，怒目作勇猛之相。

    山门内，东西有钟、鼓楼，楼前设旗杆一对。

    钟、鼓楼稍北，是面阔五间的天王殿。据史料记载，天王殿里供有弥勒佛，两侧站立四尊巨大金盔戎装神像，四神像被称为“四方护法神”，俗称“四大天王”，又称“护世四天王”。传说须弥山腰有一座犍陀罗山，山有四峰，各住一王及眷属，分守四大部洲，能护国安民，管风调雨顺。

    在一般寺庙的天王殿里，我们通常会看到弥勒佛的后面站一佛像，他身着甲胄，手持降魔杵，因为佛教把他视为驱除邪魔、保护佛法的天神，所以人们称他韦陀菩萨，常站在大肚弥勒佛身后，面向大雄宝殿，护持佛法。而圆明园正觉寺的天王殿内，无史料记载供奉韦陀菩萨，但有人认为韦陀菩萨在正觉寺的文殊亭里供奉，而不是在天王殿里供奉。

    天王殿之北是三圣殿，该殿为正觉寺的正殿。三圣殿正殿七间，殿为三进深，前后有廊，并接后庑殿三间。大殿前月台上，乾隆四十三年从圆明园舍卫城仁慈殿移来重檐铜鼎炉一件。三圣殿内，供奉的佛像无史料记载，我们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得知。首先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一般的佛寺，如北京京郊怀柔的红螺寺，在它的三圣殿中供的是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其二是金勋先生在《成府村志》稿中记载的：“正觉寺三圣殿建在石砌高台上，四周围以白石雕栏。殿内正中有楠木雕刻三世佛，均有木刻背光。中为如来，左为毘卢，右为无量寿佛，故名三圣殿（这种说法与第一种说法有异）。东西山墙前塑五彩十八罗汉坐像（罗汉是上座部佛教修行者所征得的最高果位，而十八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受释迦之命，不入涅 槃 常住人间，住持佛教。），正中挂黄云缎绣花幡门子一堂，左右黄幡四首，下角均有黄铃。正中供桌三堂，雕刻四番莲红漆地儿。棹上鼎炉蜡阡，花筒俱备。还摆置五供与（八件）吉祥物，为轮螺伞盖花罐鱼肠，此八吉祥物亦名八宝儿。神台前还摆置牛油铜海灯，一列四十盏。殿内东西列经桌一行，高一尺余，长三丈，均用黄布套罩，下设长板凳，铺坐褥，这里是喇嘛每日诵经、礼佛之处。在经桌南面，有红色木架各一，上挂大鼓各一面，经桌上法器有座子九音钟锣一对，大盘儿唢呐一对，铛子一对，白 蝀 螺一对，钹绕子各一对，嘣巴鼓一个，内插孔雀翎子及香藏草，人骨笛子一只，大铜喇叭一对，笙、管笛各一对，小铜钹一对，以上法器是藏传佛教庙宇里，喇嘛念经必备的。正殿后厦内塑南海观音大士一尊，坐于悬山洞内，站童二人，为善财龙女。”

    金勋先生把殿内之陈设记载得如此详细，为我们今后复建正觉寺并在佛造像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三圣殿东西配殿各五楹，殿顶为歇山顶，殿内塑西藏番佛十尊。该殿金勋先生称其为“十佛殿”；何重义、曾昭奋二位先生在《圆明、长春、绮春三园总平面图》附记中，称该殿为“五香佛殿”。该配殿的名称虽有不同叫法，但它们却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供佛的地方。

    三圣殿之北是文殊亭，乾隆年间为八方重檐亭，外檐匾曰“文殊亭”，而现存的文殊亭为单檐八方亭。至于何时把重檐改为单檐的却无史料记载。在现存的文殊亭东边亭檐下，有“伴松”二字依稀可见。

    关于亭内供有何物，金勋先生在《成府村志》稿中有这样的记载：“亭阁高大，内砌神台，高六尺，南北为长方形汉白玉精雕须弥座，台上塑一头青狮站立，昂首向南，五个金铃，一条金色丝带套在雄狮脖子上，狮身高八尺，长约一丈四尺，身贴赤金，金光闪闪，狮背上驼着一九品莲台，上坐一楠木雕刻文殊菩萨，右腿盘坐，左腿伸下莲台，腹由莲台下部上扬一朵莲花托着左足，双手在胸前，右手掌向上，左手掌平伸如接礼状，项下左右披肩，赤背披缨络垂珠，造型十分自然。头戴善云烈焰金冠，身后背光高丈余，光焰中雕刻西番莲十二朵，上部佛像及背光均用赤金包罩漆，像通高约三丈。神台上塑站童，东为狮黑奴，黑面虬髯，面容丑恶，头戴五彩条儿螺丝盔，其服略象阿拉伯人，右手牵狮，颈上缰绳。……正中供桌为彩漆勾金式样，上陈鼎炉一份，两柱间悬挂黄绢木框对联，为乾隆御笔”。

    对文殊亭内的佛像陈设，赵光华先生在《圆明园及其属园的后期破坏》一文中记述，文殊阁内奉文殊菩萨骑青狮之像，总高二丈有余，左右立二站童，左方为狮奴，虬髯卷发，手持青狮缰绳，右方为韦陀，全身甲胄，棒杵侍立，二像皆高八尺。文殊菩萨像及其背光均为木质包金，狮与二童均上五彩拨金，下乘白玉石台。

    以上两种说法，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相互借鉴。

    亭北是一座全寺结尾的楼阁。一般情况下，寺庙最后的这座楼阁多为藏经阁，相当于寺院中的图书馆。藏经阁或称大佛阁、毗卢阁、观音阁与弥陀阁等。正觉寺里的这座楼阁称之为最上楼。史料记载：后楼七间，楼东西三间顺山殿（西殿现仍存）。最上楼供佛五尊。据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传旨，绮春园新建庙后楼上，著成造铜镀金台撒秘密佛、上药王佛、大轮手持金刚、喜金刚各一尊。五尊佛法身连座通高三尺零六分（ 0.98米）。“秘密佛”即上乐金刚，俗称欢喜佛，呀吗达嘎佛即大威德畏布金刚。此五尊佛像由内蒙古喇嘛大活佛章嘉国师画样五张，呈准后交铸炉处成造，背光莲座用木做。

    金勋先生对最上楼内供奉的佛像和陈设有这样的叙述：“下层中间供奉五方佛，身分五色，皆象如来佛容颜。正中一尊为黄色；东次间为蓝色；东稍次间一尊为绿色；西次间一尊为红色；西稍间一尊为白色。西板墙设罗汉床一，为章嘉克呼图坐位。西山摆置一排经柜，内藏四体字经文”。五方佛，是指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佛的总称。密宗称五方佛为“五智如来”，认为他们是由佛教的五种智慧所成。

    最上楼东西配殿内的陈设目前未见任何记载。

    圆明园正觉寺殿内的陈设佛像资料主要来自金勋《成府村志》稿（未发表）中。金勋（ 1883年 —— 1976年），满族人，出生于海淀成府村的一个营造世家。其先辈曾承担圆明园、长春园的建筑工程。他本人熟悉西郊园林建筑，精于绘事。正觉寺又地处绮春园墙外而幸免与难。因此，里面的建筑、绿化及陈设的叙述，有一定的可信度。

    历史上的正觉寺，南临河，东、西、北三面环山，西北山上一道墙，北山后有一水池，池中有南北向石桥。正觉寺连同周围景观还真有些“深山藏古刹”的味道。如今，北山已成平地，水坝池已缩小范围。院内仅剩四座配殿和文殊亭以及三圣殿基址，还有 26株大小、粗细不均的古树。

    目前，正觉寺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复建。以上文章中提及到的古建和古建中的陈设，在正觉寺复建中可以借鉴。寺内现有的绿化植被比较单一，笔者建议在建筑整体修复之后，可以科学地补种一些树种和花卉，如寺庙中常见的菩提、银杏、竹子、玉兰、丁香、牡丹、荷莲等。

    正觉寺正式向游人开放之后，一座再现盛时景观的古寺，将成为圆明园的旅游亮点。如果常年在寺内进行有序的佛事活动，会使正觉寺佛教旅游内容更加丰富。这些佛事活动包括每月初一、初八、十三日、十五日，由专职人员在寺内念经修禅；每月十五日计旗，即在钟、鼓楼前的旗杆上挂杏黄幡，正殿和后楼，挂着一串串五色布旗（名曰钟斯，上有木印藏文）；每年庙中举行大道场两次（一为冬月二十五日，一为六月二十四日）。这些富有民族宗教文化色彩的佛事活动将使海内外僧俗信众和旅游观光者得到更多的收益。

参考书目：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圆明园》上、下册。

    2、圆明园管理处编《圆明园百景图志》稿。

    3、海淀区档案馆藏《成府村志》稿。

    4、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藏传佛教》。

                                               （本文作者系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文博馆员）

转自：景观天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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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与圆明园

田冬梅


    一、道教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长期并存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教鼎立，相竞相成，构成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民族文化。

    道教是产生、发展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家学派是道教的前身，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春秋末年，天下战乱频繁，社会制度发生急剧变革，老子辞官著书立说，因其书“言道德之意”，故后世称之为《道德经》或《老子》，老子被公认为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书中最早提出宇宙间的天地万物，均来源于一个神秘玄妙的母体——“道”。道自然无为，无形无名，却孕含着一切有形事物生成发展的玄机。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的庄子进一步发展了道家学说。庄子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差别，人们关于是非善恶的争论，皆因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评判标准不同而致，并非客观事物本身性质有什么不同。秦汉时期，道家学说与巫术、神仙方术相结合，形成所谓“黄老”之道。黄老道在继承早期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诸子百家学说之长，提出运用天道自然的思想，即“无为而治”来治理国家，得到汉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汉文帝、汉景帝以此来治理国家，国家繁荣富足，人民安居乐业，史书称之为“文景之治”。东汉后期，道教形成实体，不仅创立了太平道、五斗道等民间原始教团，而且神仙方术的团体也开始出现。魏晋南北朝，历经数百年的改造和发展，道教从早期民间宗教演变为成熟的中国民族宗教。隋唐至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尊崇，道教极为兴盛。同时，道教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兼融儒、佛二教思想，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金丹道派开始兴起。南宋金元时期，道教发生变革，宣扬三教合一，注重内丹修炼。明清时期，中国进入传统社会晚期，道教停滞、僵化，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地位，但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风俗民情，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中国道教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民间性的宗教，道家学派与道教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方面发生过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二、圆明园与道教

    神仙信仰是道教的基本信仰。道教认为神仙大多居住在天上，但也有的居住在人间。在人间，十洲三岛，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都是神仙栖息的胜境。其中，十洲三岛在四海之中，主要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及聚窟洲等十洲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岛。而“洞天福地”则在陆地之内，多是道教名山或胜境。“洞天福地”由神仙统辖，是修道之人修身得道之所。

    圆明园，最初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处花园。在康熙四十六年（ 1707年）时已初具规模。雍正元年升格为御园后，经雍正朝13年大规模拓建和乾隆初年增建，在乾隆九年（1744年）最终形成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雍正皇帝崇佛重道，他的重道思想在圆明园中得以表现和发挥。道教建筑点缀在青山绿水之中，进一步丰富了圆明园的园林景观内容。

    出于修行、炼丹、养生的需要，道教观、庙选址一般多在峰峦之中、悬崖之边、岩洞之内、临水之际。福海位于圆明园东路，是圆明园中的最大水面。它以广阔水域为中心，周围环绕十座小岛。圆明园内的道教建筑大多修建在这一带。这里既有象征道家仙山琼阁的“蓬岛瑶台”、“方壶胜境”，也有取乃仙居之意的“别有洞天”、“凤麟洲”（绮春园），还有供奉众多神仙的寺庙建筑，更有被用来开炉炼丹的“秀清村”。

    1、象征道家仙山琼阁的“蓬岛瑶台”与“方壶胜境”

    ①蓬岛瑶台 ：秦朝时，已经有了东海有三神山的说法，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派徐福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汉武帝迷信神仙方士之说，在建章宫太液池内建蓬莱、方丈、瀛洲三岛。从此，中国古代苑囿中开始了“一池三山”的造景手法。

    雍正皇帝崇奉道教，向往神仙世界，所以在福海中模拟三山仙境，修建了蓬岛瑶台、北岛玉宇、瀛海仙山大小三岛，岛上建筑好似金堂玉楼。乾隆在《圆明园四十景题咏》中写道：“福海中作大小三岛，仿李思训画意，为仙山楼阁之状。召召亭亭，望之若金堂五所，玉楼十二也。真妄一如，大小一如，能知此是三壶方丈，便可半升铛内煮江山。”

    ②方壶胜境 ：位于福海东北海湾之北岸，是一处仙山琼阁般的著名景观，其主体楼阁群为一座寺庙园林。从《圆明园四十景图·方壶胜境》上可以看出，方壶胜境是建在崇基之上的一处五色琉璃重阁群。建筑群的前部呈倒“山”字形伸入湖中，环筑汉白玉台基和围栏，分建三座大型亭子。其建筑群规模宏大，景色秀丽，气势恢宏，宛然神话传说中的玉皇大帝所居住的灵霄宝殿。

    2、取乃仙居之意的“别有洞天”与“凤麟洲”

    ①别有洞天 ：位于福海东南隅山水间。是借用晋人孙绰《游天台山赋》中“赤城霞起而建标”的句意而建，以示进了天台山仙境。此处山环水抱，长薄疏林，映带壮墅，似有三十六洞天的味道。雍正皇帝修建别有洞天景区，取乃真仙居之意。

    ②凤麟洲 ：位于绮春园东湖之中，是南园避暑最佳之所。嘉庆“凤麟洲”诗云：“霞辉北渚连青屿，云起西崖掩翠鬟。惟愿安澜朝四海，不求炼药访三山。”凤麟洲是十洲之一，在西海之中，上有珍禽异兽，据说曾有使者以各种异物敬献汉武帝。圆明园的凤麟洲不仅取其仙居之意，更是以其直接命名。

    3、供奉众多神仙的寺庙建筑

    ①供奉“玉皇大帝”的日天琳宇

    道教中的最高尊神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三位天界尊神，合称为“三清”。“元始天尊”是“道”的象征，在“三清”中地位最高。灵宝天尊是“道”的化身，在“三清”中名列第二。“道德天尊”就是老子，是道教公认的道祖。

    道教中地位仅次于“三清”的天神是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也称玉帝，是主持天道，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统辖神仙世界的天神，其职位有如世间的帝王，以至于有“天上有玉皇，地上有帝王”之说。玉皇的形象岸然是人间皇帝像，黑须端庄，头戴天冠，上有流苏，身着龙袍，有的手中抱着玉笏。在古代，“九”是个神秘而又神圣的数字，表示极大数、最大数。在民间、民众的心目中，在神仙包括佛、菩萨的世界里，“最大”的是玉皇大帝，因此道教将农历正月初九这个极尊的日子，定为玉皇大帝的诞辰，即“玉皇诞”。“玉皇诞”是道教的重要祀日，道观要举行盛大的祝寿道场，诵经礼忏，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古人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的命运，这种力量就是神，即“自然神”，如雷神、风神、太阳神等。其中的司雷之神，其形象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塑造而成的。雷神最突出的，是猴脸和尖嘴，俗称“雷公脸”、“雷公嘴”。

    日天琳宇 ：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俗称佛楼，这里疏柳清溪，景色十分清雅，是园中最大一处礼佛区。《日下旧闻考》谓：日天琳宇“规制皆仿雍和宫后佛楼式。中前楼上奉关帝……西前楼上奉玉皇大帝”。此外凡楼宇上下皆供佛像及诸神位。瑞应宫诸殿皆祀龙神。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在瑞应宫后殿添建雷神殿，亦称雷神庙。雷师像穿的神袍由苏州织造绣做，为金黄缎底绣八团龙。

    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日天琳宇道场佛事特盛。据《穿戴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 1756年）的正月初八驻园之日、正月初九“玉皇诞”、上元日（正月十五）、凡遇初一和十五日等，乾隆皇帝都要到佛楼拜佛，一年多达12次。此外，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初三、七月初三和二十七日，乾隆还多次到瑞应宫斗坛磕头。

    ②供奉“碧霞元君”的广育宫

    文献记载，碧霞元君的出现是北宋的事，而鼎盛年代则要推到明朝。传说宋真宗上泰山时，在玉女池中浮起一座石像，真宗封她为“碧霞元君”。一说原来池畔有石雕玉女像已经损坏，宋真宗下令易为玉雕。但元代出现的《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中称她为金顶玉女娘娘，是东岳大帝的独生女儿，为道教信徒祈福和求子的女神。碧霞元君在山东被称为“泰山老奶奶”，据说“泰山老奶奶”是有求必应，十分灵验的。

    广育宫，是一座坐南朝北的庙殿，殿内供奉碧霞元君。清帝在圆明园园居时，每于初一、十五皆至广育宫拈香拜佛，并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四月十八日是碧霞元君诞辰，乾隆时期，除皇帝和后妃前来瞻拜之外，有时还在该庙附近的聚远楼和福海北岸的松风阁“过皇会”。

    ③供奉“关帝”的慈云普护

    关羽在道教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很早就进入了神将的系列，或称吴朗上将，或称魔关元帅。而佛教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广泛吸收民间的神，关羽就被中国僧徒立为伽蓝神。虽然佛道二教同时争夺这位民间传说和崇祀的“英雄”，但道教的力量更大一些，道教所立的关公庙、关帝庙（明以后），享受的待遇要优厚得多，以至明万历四十二年（ 1614年）后，佛寺中关羽的伽蓝地位让给了尉迟恭，关帝不再替佛做奴仆了。

    慈云普护，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圆明园后湖北岸，屏以山，绕以水，石桥幽致，宛然天台。这里既供奉观音大士，又供奉关圣帝君，还供奉有圆明园的昭福龙王。

    ④供奉“吕祖”的廓然大公

    八仙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久远。现在所说的八仙，是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八位神仙。其中的吕洞宾在八仙中影响最大，传说故事也是最多的。吕洞宾本是唐宋五代的隐者，因修丹炼药、仗剑除恶而留下了救世助人的事迹。至北宋时期，有关吕洞宾的神仙故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神奇，吕洞宾也因此成为道俗共同尊奉的神仙。

    廓然大公亦总称双鹤斋，圆明园四十景之一。位于福海西岸。景名中有以儒家学说内容命名的建筑，如廓然大公就是出自程颢《论定性书》之“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也有以道教教义传说喻意的，其中的采芝径是一座四方亭，咸丰八年（ 1858年）二月奉旨在此亭殿内添供吕祖、仙童、柳仙神台供案。此后，采芝径亦称吕祖亭。

    ⑤供奉“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的杏花春馆土地祠

    土地神，又称“土地爷”、“土地公公”，是道教中一小块地方的保护神。其形象一般是穿着朴素、笑容可掬、平易近人的白胡子老人。 陪伴他的是他的妻子“土地奶奶”，是一位可亲可爱的老奶奶。

    杏花春馆的土地祠，亦称土地庙，殿内供奉有土地、土母神像两尊，站童两尊。此座土地庙似为雍正年间已有，咸丰皇帝奕詝幼时路过此庙常进去叩拜。道光末年，奕詝在南苑习猎时，不慎坠马伤足，他就默祈土地神灵保佑。奕詝即位后又患肝疾，引发旧伤作痛，他到土地庙烧香许愿，后来病虽未愈，但“已有舒和之象”。咸丰八年（ 1858年）正月，咸丰降谕“封春雨轩司土之神为‘圆明园昭佑敷禧司土真君\'，封土母为‘圆明园昭佑敷禧司土夫人\'”。修饰庙堂，镌刻楠木神号，在庙北建立碑石，每年春秋二季由内务府大臣服蟒袍补褂祭祀。

    4、开炉炼丹的秀清村

    道教认为人通过道术修炼，模拟自然界阴阳消长的周期运行规律，达到“生道合一”，即可获得永恒的生命。具体修炼方法大致可分为内修和外炼两大类。内修是指通过内炼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外炼是指用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炉鼎烧炼一种所谓的服后长生不死的丹药，以丹药固养形魄。

    雍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

    据清宫档案记载，从雍正八年（ 1730年）染重病到五年之后死去，雍正皇帝参与道教活动一直十分频繁。在皇宫，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等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在他的寝宫养生殿安设斗坛，以求道神的保护。雍正为做法事，还在苏州定做道士们穿的丝缎衣，一次就做了六十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雍正当年身穿道教服装的画像。

    在做皇子时，雍正就对丹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炼丹有所认识和研究。登基之后，他更是迷信道教方士的长生术和炼丹术。为了炼制更多的金丹仙药，并遮人耳目，雍正选中了圆明园福海东南隅山水之间的秀清村。这里依山傍水、十分僻静，是个开炉炼丹的好地方。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记载，自雍正八年至雍正十三年的五年间，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吨的煤炭被运进圆明园，用于炼丹。而道士们也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感觉良好，并拿出一些赏赐给出征打仗的将帅和宠臣。据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皇帝曾两次赏发“丹药”，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在圆明园御用炼丹点炼制而成的。秀清村炼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再灭。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炉火不灭，炼丹不止。

    自宋代起，中国宗教儒、释、道三教合一，提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口号。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其造景题材、园林布局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里只是简单论述了道教与圆明园的关系，文中若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

    1、王卡主编《中国道教基础知识》

    2、王宜娥著《中国道教》

    3、《清宫秘档》

    4、马书田著《中国道教诸神》

    5、王道成主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上、下）


转自：景观天下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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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组图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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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壶胜境


位于福海东北海湾岸边，1740年（乾隆五年）建成。此景中后部的九座楼阁中供奉着2000多尊佛像、30余座佛塔，建筑宏伟辉煌；前部的三座重檐大亭及白石崇基，呈\"山\"字形伸入湖中。西部为三潭印月，略仿杭州西湖同名景。

接秀山房

位于福海东岸南部，建于1731年（雍正九年）前后。此处前俯巨湖澄碧，远望西山秀色。本景区建筑的命名曾有改变；正殿接秀山房后改悬\"云锦墅\"额。最南部的院落于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改建成三卷大殿\"观澜堂\"。

海岳开襟

1747年（乾隆十二年）建成。长春园西湖中筑砌直径近百米的圆式白石崇基，正楼为四面各显五间的四出轩式三层楼阁，外侧对称布置配殿、牌坊、方亭和圆廊，是一处辉煌端庄的建筑景观。1860年圆明园罹劫时，海岳开襟一景因在湖中免遭焚毁，1900年毁于战乱之中。

西洋楼景区

位于长春园北界，是我国首次仿建的一座欧式园林，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占地约7公顷。

此处欧式园林，由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年）和法国人蒋友仁（R.Michel.Benoist 1715-1744年）设计监修，中国匠师建造。1747年（乾隆十二年）开始筹划，1751年（乾隆十六年）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喷泉）工程谐奇趣，1756年-1759年（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基本建成东边花园诸景，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最终添建成高台大殿远瀛观。

西洋楼全盛期，清宫制有一套铜版图，为建筑立面透视画共20幅。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成图，由宫廷满族画师伊兰泰起稿，造办处工匠雕版。图幅面宽93厘米，高58厘米。

1860年圆明园罹劫时，这些西式殿阁因以石材为主，故多有残存。经百年风雨仍然孓立，警示世人勿忘血泪史。

1977年-1992年间，西洋楼各遗址得以清理，廓清殿座基址，整修喷泉池，归位柱壁石件，并修复了迷宫黄花阵。

含经堂
含经堂位于长春园中心地带，四周山水花木环抱，是该园内最大的园林建筑风景群。主体部分南北长300米，东西宽150米，占地45000平方米。主要建筑分三路轴线纵向并列，记有大小殿座近30座，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含经堂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是乾隆为归政后颐养天年而建。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御制题淳化轩诗》中自注中云……若纪元得至六十，则寿登八十五，彼时当归政居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刊行的《钦定日下旧闻考长春园》卷中关于含经堂有这样的描述：“云容水态西北循山径入，建琉璃坊契三。其北为宫门五楹，南向。内为含经堂七楹，后为淳化轩，又后为蕴真斋。含经堂东为霞翥楼，为渊映斋。堂西为梵香楼，为涵光室。”嘉庆十九年（1814年）又在淳化轩添盖戏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