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狱警的自白：靠近死亡 我在死刑监区的21年

每天早晨狱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总是能看到，死刑人员反复翻看家人的照片、信件，看完倒在一边，拿毛巾或被子蒙住头，流一晚上泪。



石检深站在看守所办公楼上，他对面就是整个监区。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石检深 42岁，梧州市看守所副所长，从警21年的时间都在和死刑人员打交道。

梧州市看守所在城市东郊。站在最外的办公楼，也能听见羁押的犯人在闲聊、点到、唱歌，鼎沸的人声传得很远。岭南时晴时雨，一会儿大毒日头，一会儿豪雨兜头，空气里是湿漉漉的青草味。

42岁的副所长石检深拿着一个警用电台、一盒烟、一部手机，在办公楼里忙来忙去。

他面目柔和，好不容易坐下，说起趣事，会放声大笑。

从21岁开始，他在梧州看守所担任死刑人员监区的狱警，39岁时擢升为副所长，仍分管死刑人员监区。21年的时间都在和死刑人员打交道。

他人生命终结的时刻，于寻常人，不过是落在纸上的一则轶事。当事者此前的挣扎与放下，渴求与留恋，告解与宽恕，皆不为人知，只有他成为见证。



一盒烟，一只警用电台，是石检深的标配。
狱警要做的，是理解人

1995年，我20岁，成了梧州市看守所的狱警。

从小我就想当刑警，志愿也是报的刑警，但却被分到了看守所，当了狱警。

第一次去看守所监区报道，上二楼的巡逻通道一看，嚯，好家伙，这么多人啊。入职大概一年后，所里把我分到了死刑人员监区。那时候年轻，有些方面表现得不是很好。我记得有一次开大会，被领导批评了，散会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很不开心，坐在那里。

所里有个返聘的老同事，是以前县看守所的老所长，走过来跟我聊。我说，易所啊，我可能干不来这个工作。他说不是啊，你干得挺好的，刚开始做，每个人都不熟悉。你要多看点书，工作上多总结，多去了解和理解一些其他行业的事情。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医生，你又了解一些医务知识，就很容易有话题。要打开别人的心扉，首先要了解他的专长。

2006年左右，有个21岁的男孩，参与入室抢劫，把一个女老板杀了。起因很简单，他爸妈早亡，小时候跟着叔叔在湖北勾松脂，长大后跟着姐姐姐夫生活，问姐姐借了三千块去学车，车还没学，赌博把钱输得差不多了。

他赌钱时认识另一个人，说没钱就去抢。他担心姐姐姐夫因为他赌钱责骂他，只好去抢，抢完就把别人杀了。被判了死刑，刚进来就闹自杀，说我要死我要死，折腾一个月，天天闹。

我的切入点就是跟他聊勾松脂。我就说我也是乡下出来，小时候也勾松脂，早上什么时候得上山，松脂刀是怎样弄，怎么才锋利，从哪里往下勾，说到和他经历不符的地方，他就会插话了。他愿意开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就这样，他一个月不开口，我三四天就攻开了。后来因为同案犯在逃，责任不清晰，他改判了死缓。

死刑人员刚进监区，都会经历一段很长时间的适应期。最开始我是肯定不和他谈案情的。人都是肉体凡胎，心里的变化会通过语言、眼神和一些肢体动作看出来。

比如人觉得非常尴尬的时候，可能会缩成一团，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了。聊天老纠缠一个问题，这也是典型的表现。如果聊天的思路已经很开阔了，那证明他已经把这些问题放下了。

最直观的指标是饮食，人有思想顾虑时，是很难吃得下饭的。拿出一碗饭，如果他能顺利吃下三分之一，那可能这一两天就没事，如果吃不下，还要继续和他谈。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普通监区，管过一个十六七岁的抢劫犯。午饭时间，他坐在放风场边上吃饭，我就问他，你吃得饱吗？他说能。我说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果吃不饱你跟我说，我让你吃饱，他哗哗眼泪就流下来了。可能是很久没有人关心他了。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也需要关心。他们的愿望都是很简单的，有时候你满足一下，他们都感恩流涕。和他们相处，肯定不能让他们感觉我们是管教与被管教的关系。

说实在话，我相信人性本善。但是没有得到合理引导，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树立好，他是可以向恶的。人生本是一张白纸，就看你怎么写，有自己写的，有社会和环境泼墨上去的，不懂得分辨，就会被外界的力量引导。



石检深每天清晨从这里进去，与上百位死刑人员打交道。
要让他们放下心里噎着的那些事

这么多年，我管过上百位死刑人员，贩毒的、杀人的、抢劫的……接触下来我最大的感触是，要给他们生的希望。

我一位同事最近感叹，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多工作，让他们重新燃起希望，突然间他就被带走了，就执行死刑了，到头来这些工作是徒劳的。

他这是很典型的陷入迷茫期了。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所谓生的希望，其实不仅仅是生命延续的那种生，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逆转的，但如果能让一个死刑人员放下他心里噎着的那些事儿，知道他生命中也有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那也是一种重生。

比如说我管过好几个杀自己伴侣的，各种方式都有，用炸药、泼硫酸、碎尸等等。原因也不外乎伴侣出轨，或双方感情破裂。入狱后他们的状态高度一致，就是不悔罪，不求立功表现，甚至一审判死后不上诉。

我总是跟他们讲，感情不是工厂的生产线，你不能说你投入多少我就回报多少，我感受到多么不幸福，都要和你生活在一起。法律上没有这样的规定。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感情是什么，是妥协和付出，而不是索取和回报。

有一个贩毒的死刑人员，妻子要离婚，还要孩子的抚养权，他强烈拒绝。我劝他，是惩罚妻子重要，还是给孩子健康的环境重要？你从小缺的那些爱，希望孩子也缺吗？你把孩子给他妈妈，他以后想起你，只有爱，没有恨。因为你爱他，给了他重新生活的空间。他听了这话，很舒坦地就把孩子给了妻子，没了遗憾。

我管过的最年轻的死刑人员才19岁。2005年，他们一群人在公园里抢劫，专抢情侣，从山脚抢到山顶。深夜十二点正好遇到一个独自走路的少女，把她强行拉上车，轮奸至死，手段非常残忍。

我和他聊天，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一直在说，小时候上学他只有一支笔，姐姐把笔抢了，他就没法上学了，因此非常恨他姐姐。这能说明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但是他犯下这样的重罪，绝不可能是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啊。

后来慢慢聊，聊家庭关系、伦理，他才有了歉疚，不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这事是他做错了。如果时间能重来，他可能不会再这样干了，这种忏悔的心态，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每天早晨狱警上班，都要回放前一晚的监控视频。总是能看到，他们反复翻看家人的照片、信件，看完倒在一边，拿毛巾或被子蒙住头，流一晚上的泪。有时谈话，稍一提起家人，就有人眼圈发红。

真正到了最后几天，大多数人也都比较坦然了，毕竟之前有过那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我们没有民间流传的所谓最后一顿饭、告别仪式、遗书之类的，刻意不给他们营造这种氛围。执行前有个临终会见，十几分钟时间，见了家人，他们除了哭还是哭。

人去了刑场，他们的遗物要留给家里。那些家里的来信，都已皱皱巴巴，边角磨得很脏很脏，那是读过百遍千遍的痕迹。信件和相片，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里，他们总是写，爸妈，孩儿不孝，你们要注意身体。



很多改判后转到监狱服刑的死刑人员，都会给狱警寄来感谢信。
从重从快，到少杀慎杀

有朋友建议过，让我把以前管死刑人员的点点滴滴、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可以写一本书了。这二十年，真是有很多故事，社会的、人性的、法律的……

比如死刑政策，从以前的“不放过一个坏人”，变成了现在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从以前的从重从快，到现在的少杀慎杀。

我刚工作的时候，盗窃还是有被判死刑的。1997年我送走了最后一批盗窃判死的死刑人员。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切都很快，从一审判决下来到执行死刑，只需要半年时间。现在不一样了，至少是一年，多则两三年。

1997年，新的《刑诉法》出台之后，整个体系已经非常严谨了。近年来，媒体也曝出了一些冤假错案，但其实经过公检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审查，绝大部分案件还是证据确凿的。

又过了十年，到了2007年，最高法就把死刑复核权收回了，广西高院只能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死刑。

还有对人尊严的彰显。也是2007年，公检法司四部门发布了一个文件，明确了死刑人员行刑前有见家属的权利，死刑复核下来也会告知他。

原先是没有家属会见的，他们与家属最后的联系，就是书信。原来大家也不知道哪天执行。到了那天直接把人提出来，执行前执法人员会和死刑人员谈四点，一你有什么遗言，二有什么财产纠纷，三还有什么要处理的，四找谁去处理，做好记录，让他签字，执法人员也签字。这事就完了。

新政策执行后的第一个死刑人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处了十几年的女友要分手，他朝她泼硫酸，造成二级伤残，那姑娘的照片我看了，整个人都面目全非了。

这个人身上有三个第一例，第一例最高法核准死刑，第一例提前告知要对他执行死刑，第一例安排家属会见。

他当时觉得自己罪不至死，错在女方。一审判死后他很积极去上诉，二审判决下来还是死刑，他申诉。申诉和死刑复核是同时进行的，死刑核准了，告诉他的时候，他非常气愤，把衣服解开，扔到地上。

这事怎么说呢，刑法的判罚有三个：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他这个案子的社会影响是很恶劣的，当街泼硫酸，群众会很恐慌。给当事人的心理和生理也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大家都会很好奇，是不是真有像电视里那样临刑喊冤的，确实有。有一位年轻人，因为一些小的纠纷，杀了自己工友，但他觉得自己罪不至死。那天已经拉到刑场了，行刑前说自己有冤，还要检举揭发，又被拉了回来。

回来之后最高法出了一份中止执行的决定，然后继续审理。这说明现在执法还是很尊重程序的。审理查明，此前的判决无误，所以他最后还是被执行了死刑。



石检深（右一）去死刑人员家里探访。
暖人心者，莫先乎情

说心里话，不管外界怎么评价，我都不觉得管死刑人员是个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再曲折离奇，我也从来不和人说，就算和家里人，也都是蜻蜓点水。

这么些年，会不会受我这工作的影响呢，当然也会。大家总说，一个警察一年遇到的阴暗面，往往比普通人一辈子遇到的要多。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我也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嫉恶如仇，第二是觉得怜惜、可惜，第三个是想要挽救。

年轻的时候，充满了好奇心，胆子也大。有一次去医院办事，在电梯里看见医生推着一具遗体，用白布包着。我的同事们都扭过头去，可是很奇怪，那一瞬间我有强烈的冲动，想把白布掀开，看看死者究竟是男是女，多大年纪，容貌如何。

面对死亡，犯人的情绪都会比较反复。有段时间，有个犯人一直闹情绪，我发愁啊，整个人神经紧绷，一天晚上做噩梦，一拳打在妻子脸上，她脸上都淤青了。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说，我又惊讶，又羞愧。

那时候也忙，每天六七点才下班。当时我已经有了女儿，在她读幼儿园的时候，她母亲因为工作需要去了外地，我要接送她上下学。有好几次，我七点才去接，幼儿园早放学了，她一个人在教室里看电视，我去了，她泪眼汪汪地问我，爸爸，你还要我吗？我说爸爸肯定要你啊，她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接我？我还是觉得对她很愧疚。

有了孩子之后，心态也会有变化。不安全感会更强烈，有时候临睡前，我甚至会幻想，会不会有人来报复自己，会不会对小孩下手。

后来自己慢慢调整，也去做了一些疏导，去看一些温暖阳光的东西。网上流传的那种跳楼或者抢劫的视频，现在家里人拿给我看，我都不看的，或者直接关掉，我不想看，我看不下去，心里抽抽。

我现在的心理是挽救。其实他们也都是平凡人，作案前和我们一样，做饭、买菜、生活。走到了这一步，很多人都是尊严没有得到有效的肯定。

你陪一个人这么久，知道过几天就要执行了，心里的滋味是很复杂的。我最相信的一句话是，暖人心者，莫先乎情，在临死前，满足他们这种被肯定的需要，让他们得到安慰，能平静告别。这是我职责范围内能做到的最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