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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中国公民遭IS杀害,这笔帐该算谁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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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两名中国公民被IS杀害,这笔帐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两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境内遭到ISIS绑架和杀害一事,今天有了最新的进展――路透社消息称,周一,巴基斯坦方面确认,被杀害的两名中国公民是“传教士”。

对于这则新闻,我们有几点要说的。

局势

首先,人是IS杀的,这笔账当然应该首先算在恐怖分子的头上。用外交部的话说,“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设法解救这两名遭绑架人质。中方正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巴基斯坦方面,了解核实有关情况。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绑架平民行径、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行径”。

虽然跟中国是“铁哥们”,但巴基斯坦国内的安全局势一直不是太好。

拿这次事件发生的俾路支省来说,本身就一直存在着“俾路支分离主义”的倾向。俾路支人只占巴基斯坦人口的4%,但是一个跨境民族,伊朗也有一个俾路支斯坦省;和巴基斯坦占主体的、说乌尔都语的旁遮普人相比,俾路支人的历史成分也很复杂。



作为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份,俾路支与阿富汗和伊朗接壤,分离主义叛乱分子、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武装分子都比较活跃,过去15年内,在这里就曾发生过超过1400起针对少数团体的暴力袭击事件。去年八月,该省首府也曾发生过造成至少70人死亡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当时IS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均宣称负责。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在这里留下了分裂的基础。英国统治期间采取土邦制的做法,并不直接统治,而是用土邦王进行间接统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领土纷争,也来源于英国和俄国为瓜分势力范围而划下的“杜兰线”。在北部,巴基斯坦塔利班在高度自治、地形复杂、外人难进的联邦直辖部落区坐大;去年八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拉希勒就曾指出,由于恐怖分子在该国西北部落地区被军方击败,因此正将注意力转移至俾路支省。

同样,由于边境管控不严,与阿富汗接壤的地方,也成为ISIS的重点渗透区域。由于ISIS在南亚采取的类似“连锁加盟”的策略,许多在南亚的极端组织只要向IS表示效忠,都可以成为其下设分支机构。



对于巴基斯坦这块南亚的战略要地来说,安全局势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得到完全的好转,还有相当长的斗争之路要走。而这些,恰好是在这里需要推进经济走廊建设的中国需要充分警惕和重视、充分评估风险的――这还不说一直对此充满提防的印度等国了。

事发后,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进行解救,目前,同行的其余11名中国公民已经受到保护。巴基斯坦方面则出动军力与IS开战,击毙了十几名恐怖分子。对于中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如何强调和保护都不为过,无论是出动自有力量还是与当地合作。如何在推进经贸合作的同时严控边境、防止极端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滋扰,也是不能忽视的重大问题。

路透社称,绑架案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各地已经加强了对中国人的保护措施。南部的信德省警察机构官员称,“这次事件让我们更加警觉”;开伯尔-普什图省正在对该地的中国人进行人口普查,并组建一支4200人的队伍,专门保护外国人。案发地的俾路支省官员称,正在全面检讨安全程序,要求所有在当地的中国人都要向政府汇报自己的行动。

身影

恶魔一直是恶魔,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这件事背后暴露出的另外一点,也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没错,就是招募这些中国公民到巴基斯坦进行传教的韩国人。此次事发,作为招募方的韩国人Seo JunWon夫妇,持有的是商务签证,在当地运营一所有4年历史的“中文学校”。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韩国人在这里进行的是基督教传教活动――今天路透社使用“传教士”一词的报道,也佐证了这一点。



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韩国属于“东亚文化圈”,在韩剧等文化产品中展现出来的也是“儒家”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点。但事实上,只要稍微爬梳材料就可以发现,韩国人在基督教方面的传教热情,是许多老牌基督教国家都望尘莫及的;即使用“狂热”一词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数据统计显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对外派遣传教士(最初只有100多人)开始,到2000年,韩国在海外的传教士数量,就已经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甚至有学术论文显示,韩国目前在海外的传教士超过3万名,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传教国家。《外交学人》的一篇采访中,一名来自首尔江南的基督徒表示,“我们认为韩国是第二个耶路撒冷”。

韩国的宗教狂热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尽管直到19世纪末基督教才进入朝鲜,但在日据朝鲜的50年中,教堂是唯一能够使用朝鲜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地方,因此,教会力量成为半岛独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韩国《独立宣言书》代表签署的33人名单中,基督徒领袖占了15人;现在韩国的国歌歌词,也是取自于当时著名的宗教人士尹致昊写的一首赞美诗。



时至今日,宗教已经成为韩国社会更加无法忽视的存在。韩国佛教媒体《佛教新闻》2012年做的电话调查数据结果是,同年当选的300名第19届国会议员中,大致是101人为基督新教信仰,58人是天主教信仰,34人为佛教,共占国会议员总数的2/3;韩国2005年的人口普查(该普查10年一次)统计是,韩国有信教人数2497万,占总人口(4704万)的53.1%,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佛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分别占22.8%、18.3%和10.9%,其他宗教信徒合起来约占1%。

而在林林总总的宗教中,还有N多的自创、新兴宗教――40年前的1976年,《东亚日报》调查结果是,韩国有302种“新兴宗教”;而在这些宗教团体里,两成左右教义是健全的,剩下的大部分都在滥用宪法上保障的信仰自由原则,把各种教义咒术化,具有反社会、反道德倾向,甚至有10%-20%有潜在犯罪可能(2012年韩国专家结论)。

韩国人的狂热传教热情也遭受过重挫,最著名的就是2007年7月发生的阿富汗人质事件――该事件造成2名传教士被杀、21人释放,代价是韩国从阿富汗撤军、大笔赎金、以及不进入阿富汗进行“攻击性传教”的承诺,韩国甚至为此专门修改了《护照法》。韩国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朝鲜日报》2011年也曾刊文称,韩国极度的传教已经引发别国反感。



对此,美国《时代》周刊的分析评论是:“开拓新市场和危险的传教活动存在宣传的效果,而且最终会带来名誉和金钱,这使韩国教会的牧师热衷于比别人先行一步,包括尽可能多地向海外派遣教徒进行传教活动等。”这篇文章发表时,韩国光教会已经有6万多个。

在华

而事实上,中国一直是韩国极为重视的传教之地。用该国宗教人士的话说,“中国有10亿人的市场,也有10亿待解救的灵魂”。岛叔当年在学校读书时,也曾不止一次地见识过韩国留学生的传教本领。

2012年,中央民族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以大连为例,分析了韩国在华的传教模式。论文中的数据显示,1945年大连地区光复时,仅有30多个基督教聚会点;1981年,大连只有一位牧师;而到2007年底,大连基督教活动场所已达92个,教牧人员53人,信众20余万。这一年,“正是韩国移民在中国急剧增长的关键年份,是当地与韩国经贸合作、文化交流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年份,也是韩国宗教移民异常活跃的时期,大连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很难摆脱与韩国驻连教会以及韩国宗教移民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篇论文同时指出,尽管中国相关法规对外国人在境内传教有很多限制,但韩籍基督教移民依然在家庭宗教点展开讨论活动,“集中在大连高校周边以及韩国人聚居区”。短短10年内,大连就出现了50多个韩国人基督教聚会点,大连2万多韩国人中,基督教信徒占19%,其中有63.9%接受过高等教育,学生等职业占比最大,45.6%。商业、医疗、高校教育等行业,则是这些人活动最活跃的领域。

对于宗教活动,中国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但事实上,以东北为跳板,尤其以中国境内的朝鲜族民众、乡村农民、贫困大学生等为重点,已经是韩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典型策略。甚至,侠客岛的可靠信源指出,这些人背后,也不乏韩国情报机构的身影。“维基解密”韩国网站公开的信息就指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基督教会就已经在中朝边境实施“和平渗透”的活动,甚至策划在华“脱北者”闯入各国驻华使馆等政治事件。

因此,此次人质事件暴露出的,无论是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恐怖分子的心狠手辣,还是韩国在华的非法传教,每一个都足以引起足够的反思和重视,任何一点都不应偏废。

文/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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